文|张润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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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言
明朝正德年间，一个瘴气弥漫、山岭叠翠的龙场，一位中年失意的儒生坐在石头旁，微微闭目。眼前的一切显得苍凉且孤寂，但他的内心却涌动着某种即将突破的力量。这人不是别人，正是王阳明。
彼时，他已从一个天真烂漫的少年成长为身经百战的官员，却因直言得罪权贵，被贬至贵州偏远之地。在这个名为“万山之州”的地方，竹林茂密，毒蛇出没，人迹罕至。普通人可能早已因绝望而放弃，但王阳明却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对待这一切。
他选了个地方，命人抬来石头，亲手打造了一副石棺，躺下去静思。他说：“既然生死无常，那不如先看透生死，再谈其他。”这句话，奠定了他人生哲学的转折点。那么，阳明心学到底是怎么来的？它又为何会被后人誉为“人类哲学的巅峰”？
从竹子到石棺的转变
王阳明年轻时，是个典型的“别人家的孩子”。熟读圣贤书，信奉理学巨擘朱熹的“格物致知”之说。他最著名的一次实践，就是端着小板凳坐在院子里，盯着竹子发呆，试图通过观察，参透竹子的“天理”。可七天之后，他不仅没找到答案，还搞得自己头晕目眩，甚至病倒了。
这让王阳明开始反思：难道朱熹的方法真的靠谱吗？数年后，他因直言触怒宦官刘瑾，被贬至贵州龙场。面对瘴疠和毒虫的侵扰，他不再求外物，而是转而求己，日夜静坐，苦思冥想。某一日，他突然顿悟：“圣人之道，吾性自足。”
这短短的一句话，否定了朱熹“求理于物”的观念，提出了“求理于心”的核心主张。”心”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感情，而是每个人内在的道德意识，即“良知”。王阳明认为，只要能回归内心，激发“良知”，便能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。而他的这一理念，正是从龙场的苦难中孕育而来。
“心即理”，是阳明心学的基石。什么意思呢？简单来说，就是人的内心即是万物之理。这与朱熹主张的“理在物外”截然不同。试想，一个小孩靠近井边。看到这一幕，无论你是谁，第一反应都会是赶紧把孩子拉回来。
这种下意识的行为，既不是外物教给你的，也不是出于利益考量，而是源自内心的“良知”。王阳明认为，这种“知善知恶”的能力，就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天理。可惜，这样的“良知”常常被私欲遮蔽。比如，明知道父母养育了自己，应当孝顺，可偏偏有些人对父母冷眼相待。
这是因为，他们的“真我”（良知）被“假我”（私欲）压制了。而“致良知”，就是把这种内在的光亮重新点燃。
行动才是真理的检验
在王阳明看来，“知行合一”是对“致良知”的具体实践。他说：“知是行之始，行是知之成。”意思是说，真正的“知”，一定会落实到“行”上；反过来，真正的“行”，也必须源于“真知”。比如，你明知道垃圾分类是对环境保护的贡献，却总是懒得动手。
这种情况下，王阳明会说：“你其实并不真的‘知道’垃圾分类的重要性，因为你的行为已经出卖了你的‘知’。”在他看来，只有当一个人把“知”落实到行动中，才能真正做到“知行合一”。
王阳明的哲学不仅是书斋中的思考，更是在风雨飘摇的明代中期，回应社会矛盾的实践。
光伏、风电行业相关协会已经牵头“反内卷”，储能行业的低价竞争则还在持续。
明代社会矛盾复杂。一方面，江南地区经济繁荣，市民阶层兴起，传统的“士农工商”等级观念逐渐瓦解；另一方面，政治腐败、宦官专权导致民怨沸腾。
王阳明认为，当时的士大夫或高谈玄理，或趋炎附势，而缺乏实实在在的道德实践。他提出，“知行合一”不是空谈，而是要在具体事务中践行良知。最典型的例子，是他在江西平定叛乱时，对一群投降的贼人采取宽容态度。起初，他让这些人穿上官服，为其安排工作。
然而，当发现部分人仍有叛乱之心时，他不得不痛下杀手。这种决策既体现了“仁”，也展现了儒家的“薄厚之分”：对家人、百姓要仁爱，对恶人则需有所区别。
阳明心学的普世意义
王阳明的哲学突破了儒学、佛学、道学的藩篱，展现了普世价值。首先，“心即理”强调内在道德的普遍性。无论东西方，“良知”都被认为是判断善恶的核心。英国哲学家亚当·斯密的“良心法官”理论，与王阳明的“致良知”不谋而合。
其次，“知行合一”凸显了实践的重要性。在当下社会，无论是环境保护还是社会公益，单靠理论难以推动进步，唯有行动才能改变现状。最后，“致良知”呼唤人性的自觉。它强调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反思和行动，成就更高的道德境界。
这一理念，在当前构建国际关系时尤为重要。比如，在“人类命运共同体”的理念中，阳明心学提供了深厚的思想基础。
阳明心学的价值，不仅限于理论探讨，更体现在当代社会的实际应用中。它提醒我们，真正的改变，不是从外部环境开始，而是从内心觉醒出发。当你在面临选择时，不妨问问自己：这是出于良知，还是出于私欲？你是否真的在践行自己的信念？
只有做到“致良知”，并在行动中实现“知行合一”，才能如王阳明所言，达到“心即理”的境界。
参考文献：
【方礼刚】阳明心学的核心思想与当代意义.2023-04-15交易配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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